論歷代皇帝的出身，相信沒有比明太祖朱元璋更卑微的身世了，在他投奔紅巾軍之前，生活完全可以用窮困潦倒四個字來形容，就連飽餐一頓都是癡心妄想的夢。先天條件的惡劣沒有打消朱元璋的好學之心，早年他根本請不起教書先生，等到發展為一方諸侯的時候，本著求賢若渴的心態，朱元璋如愿以償地請來享譽盛名的「金華四賢」。
這時的朱元璋已為人父，本著望子成龍的心態，他欽點學士宋濂為長子朱標的老師，同時在繁忙的戎馬生涯里擠出一點點空閑時間，用來廣覽群書，提升自己的知識儲量。直至朱元璋登臨大寶之際，曾經大字不識幾個的朱重八，成功蛻變成雄才大略、高瞻遠矚的英明君主。
不同于行軍打仗積累下的經驗，朱元璋逐漸意識到馭臣要比馭兵更為困難，瀏覽歷朝歷代的治國興亡史時，老朱認為宦官干政是必須根除的毒瘤，于是他下令此后歷代子孫都要按照祖訓行事，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防止宦官干政。
1384年，朱元璋明確表示宦官屬于內官，不能插手朝堂權力，并直接派人在宮門懸掛一塊鐵牌，上面刻著：「內臣不得干預朝政，違者立斬不殆。」作為一位鐵血帝王，老朱在世的三十年里，的確沒有哪位不識趣的宦官敢去碰老朱的槍口，只能規規矩矩地伺候皇帝。
然而據我們熟知，明朝是宦官干政最為頻繁的朝代，嚴重程度絲毫不亞于晚唐，那麼是在哪個環節出了岔子呢？這個人我們都認識，明朝第二位英主，完美繼承父親基因的明成祖朱棣，一個打得蒙古節節敗退的帝王，一個史上首例以藩王身份成功奪位的發起者。
朱棣的成功并非偶然，雖然大舅子徐輝祖誓死效忠建文帝，但小舅子徐增壽格外看好自己，屢次派人通風報信，使得燕軍第一時間了解到明軍的作戰意圖。朱棣能夠成功還要感謝一種特殊的群體，建文帝宮中被收買的宦官不計其數，他們充當燕王內線，告知建文帝下一步的戰略計劃。
朱棣身邊的太監也不是庸碌之輩，如后來七次下西洋的鄭和，算得上朱棣的貼身保鏢，靖難之役中立下不少戰功。朱元璋奪得天下離不開淮西悍將，朱棣奪得帝位離不開唇上無須的宦官，故而朱棣對宦官的信任程度要比其他帝王高得多。
至此，宦官不得干政的禁令慢慢開始晃動，朱棣將宦官群體安插進軍隊，負責監管糧草押運，經歷打壓的宦官再一次走到歷史舞臺。有了明成祖朱棣的破例，此后的明仁宗、明宣宗自然有恃無恐，他們違背了先祖朱元璋「不能讓宦官接受教育」
的祖訓，宣宗朱瞻基甚至設立司禮監秉筆太監，開設教授宦官學習的教育機構。距離朱元璋駕鶴西去不到五十年的時間里，宦官的觸手慢慢伸展到明帝國的各個角落。前面提到過，朱元璋曾在宮門懸掛鐵牌，告誡后世帝王不可交權于宦官，但從朱棣的表現可以看出，這塊鐵牌形同虛設，馳騁疆場數十年的朱棣自信能夠把握尺度，不至于宦官把持朝政，可后世子孫卻沒這個能耐。
明朝第六代帝王明英宗就是縱容宦官專權的先例，那時朱棣的廟號還是明太宗，建文帝的年號也被抹去，宦官不再是目不識丁，對待國事他們能夠產生獨特的見解。宣宗時期對宦官群體的放松，使得王振得以順利進入皇宮，在明史上留下一筆濃厚的墨彩，他也是明朝第一個權勢宦官。
王振是河北蔚縣人氏，原本以為是個普普通通的教書先生，那個年代凡是有點才學的仕子，都渴望有朝一日能夠金榜題名。
王振自認為肚子里有點墨水，但要想越過人潮擁擠的獨木橋，簡直比登天還難，這一點王振比誰都清楚。經歷過無數個輾轉難安的夜晚后，王振終于決定親自入宮做太監，這一舉動直接改變了王振的整個人生。
鑒于王振粗通筆墨，明宣宗將他任命為東宮局郎，負責服侍皇太子，進而將王振推上歷史舞臺。或許是教書先生和孩童打交道的緣故，王振漸漸地和年幼的明英宗建立起深厚的友情，這為王振后來獨攬大權提供了后天條件。
等到王振得勢之后，越看宮門前的鐵牌越不順眼，從而派人偷偷將其取下來銷毀，太祖下令鑄造的鐵牌不翼而飛，在朝野引起不小的轟動。雖然朝臣用小指頭想想就知道誰搗的鬼，但誰又敢去查呢，此事隨后不了了之，朱元璋關于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訓像那塊鐵牌一樣，徹底地消失在宮門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