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冷酷,朱棣無情,嘉靖精神分裂,但最難搞的,還是萬歷皇帝
2022/05/23

(明穆宗朱載坖 畫像)

如果說,明朝歷史上最好對付的皇帝是性格溫潤平實的穆宗皇帝朱載坖,那麼最不好對付的皇帝,想來就應該是穆宗皇帝的兒子,萬歷皇帝。

但如果說萬歷皇帝是最不好對付的,難免會激起一部分讀者的反對,因為有明以來的皇帝,似乎都不怎麼好對付,何以把萬歷皇帝朱翊鈞推到首位呢?

誠然,作者有著自己的理由。

太祖朱元璋對臣下十分嚴苛,曾經轟轟烈烈地借「洪武四大案」發動政治清洗,把將近八萬多大臣送上了西天。

成祖朱棣雄才大略,當年以北平一城之地發動靖難,結果以弱勝強,以少勝多,造就了中國軍事史上的奇跡。

中期的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尤其擅長太極政治,講究「政令不由己出」,瘋狂地挑唆大臣相互內斗,然后坐享其成。

相比之下,萬歷皇帝性格溫和,甚至還有點懦弱,不管怎麼看,都應該要比朱元璋,朱棣之流要好對付。

(明太祖朱元璋 畫像)

不過,身為帝王,他雖然沒有過于強硬的性格和手段,但卻有著前輩們無法擁有的致命武器,而這個致命武器的名字就叫做:懶。

在積累總結了多年的政壇經驗,以及經歷了多年來受制于臣的執政生涯之后,這位大明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十分深刻地明白了一個道理,明王朝最大的敵人,不是倭寇,不是胡虜,不是匪患,不是遼東的女真人,而是朝堂上這些大臣們。

而對付這些大臣們的最好辦法,不是像高皇帝那樣舉起屠刀,也不是像嘉靖那樣用盡心思,而是消極對抗,晾著他們。

這不能怪皇帝,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臣子們的確是有些太過分了。

萬歷皇帝于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登基,那一年,皇帝只有十歲。

沖齡踐祚的小皇帝沒有能力獨自處理國家政務,所以皇帝人生中的前十年,是在宮中學習和成長,而無法接觸到權力的十年。

真正魁柄獨持,說話算數的,是內閣首輔張居正。

所以說是「名相」張居正,倒不如說是「權臣」張居正。

張大人所攬之權,不是統領百官的臣權,而是治理國家的大權,是皇帝的大權。

我們必須承認,擁有權力,是張居正報效國家的一種前提條件,但張居正的掌權,即代表了萬歷皇帝的失權。

張居正當皇帝的家,做皇帝的主,使萬歷皇帝登基伊始就飽嘗了失去權力的機會。

(張居正 畫像)

我想,萬歷皇帝對張居正的情感,應該是復雜的。

一方面,張居正是一國之宰輔,對得起自己的地位,一生之中,有半生時間都在肝腦涂地的報效國家,王朝在張居正的手里逐步提升,很快有了中興之景象。

但另一方面,失去權力的萬歷認為張居正的大權獨攬,是對主上,對帝王的一種深深的蔑視,所以在張居正死后,萬歷皇帝立刻開始對他進行了清算,包括革去其在位時的諸多功名,以及廢黜「張居正變法」的大多數內容。

只有等到張居正死了,皇帝才敢把心中的怨懟發泄出來。

可以見得,張首輔在皇帝的心中,恐怕是一座永遠難以逾越的大山,難以忘懷的陰影。

所以在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張居正去世,萬歷可以掌握權力后,皇帝立刻,馬上,乃至于開始馬不停蹄地收攏權力,希望自己變成一個政由己出,大權獨攬的帝王。

皇帝認為,雖然自己沒有辦法戰勝張居正,但好在張居正已經死了,既然張居正已經死了,那麼從此之后大明就是自己說了算了。

然而,盤根錯節,樹大根深的大明文官集團很快給皇帝上了一課。

文官們上管天,下管地,可以說是把萬歷皇帝管得死死的。

別的不說,文官們就連皇帝的立儲問題都要插手。

皇帝最為寵愛的妃子,是貴妃鄭氏,鄭氏育有一子,為福王朱常洵。

(朱常洵 形象)

萬歷皇帝愛屋及烏,想要把朱常洵立為儲君,但卻遭到了文官集團們的強烈反對。

文官們以祖制為依據,指出朱常洵并非嫡子,而且也并非長子,沒有資格繼承皇位,由此開始猛烈地抨擊萬歷皇帝不守規矩的行為,并且在各種情況下干預皇帝的立儲動作。

皇帝和大臣們的矛盾一觸即發,皇帝鐵了心的要立朱常洵為太子,大臣們也豁出去了,只要不死,絕對不能讓皇帝得逞。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這已經不僅僅是立儲問題的爭端,而是皇帝和大臣之間的角力,是皇權和臣權的「掰手腕」。

這場權力之爭持續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實在可以稱之為漫長。

這期間,共逼退內閣首輔四位,部級官員十余人,京官以及地方官員三百多位。

數不清的文臣武將被卷入其中,一百多人遭到罷官貶職,發配廷仗,但即便如此,事到最后,皇帝還是失敗了。

多年時間,皇帝試過了各種各樣的辦法,諸如和大臣們激烈的爭吵,采用強硬的手段來處理大臣,甚至低眉順眼地懇求大臣,他都試過了,但沒有一個奏效的。

最后,皇帝終于妥協了,福王朱常洵沒有被立為太子,在大臣們的制約下,和皇帝寶位擦肩而過。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萬歷皇帝終于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

雖然死掉了一個張居正,但千千萬萬個新的張居正又站了起來。

(大明文官)

自己陷入了大明王朝文官政治的怪圈,大臣們擅結黨羽,沆瀣一氣,結成龐大的文官集團,而自己是孤立無援的皇權代表,將會永遠的在他們的淫威之下沉淪。

在想明白這一點之后,萬歷皇帝對大明朝堂,對政治產生了一種極深的失望情緒,而這種失望情緒又很快演變成了一種消極厭世的態度,于是,皇帝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漫長的一次罷工。

具體的時間,是萬歷十四年,公元1586年,九月十六日。

從這一天開始,萬歷皇帝不再上朝,不再召見大臣,不再批復奏疏,不再處理王朝中發生的任何一件事兒。

他開始三十年如一日地在悠悠的紫禁城中蟄伏,休眠。

在這期間,無論文官們如何央求,如何抱怨,乃至于對他進行攻擊和謾罵,他就像是一粒砸不扁,泡不透,燒不壞的鐵豌豆一樣,始終不聞不問,無動于衷。

文官們雖然能積極地在政務上影響皇帝,但那只是在朝堂上。

離開了朝堂,他們就成了下人,所以他們就算十分著急,也不敢擼胳膊挽袖子從后宮里把皇帝拽出來。

所以,回到文章開始作者提出的那個觀點,這樣一個懶惰的,掛機的,不上班的萬歷皇帝,實在是有明以來最難對付的帝王。

(明神宗朱翊鈞 畫像)

作為帝王,他的唯一工作就是治理國家,而他如果不工作,國家肯定要出亂子。

而這個亂子,又以「人滯于官,官曹空虛」最為嚴重。

這句話的意思是,由于皇帝罷工,明王朝的官員任免工作面臨著大面積的癱瘓。

從中央到地方,該升職的不能升職,該離職的不能離職,該增補的不能增補,該調任的不能調任。

原因無他,因為官員任免是皇帝的專有職務和權力,皇帝如果不去進行任免,誰也不敢代替他去做。

明王朝的人事系統出現了這樣的危機,有些長期任職不能得到妥善安排的官員,等不到皇帝的批復,紛紛自行離退,結果政務系統中的官員們越來越少,以至于到了無人可用的地步。

到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京師九部之中,只有戶部和通政司有部長,刑部和工部的部長(尚書),由其它部門的官員兼職,兵部,禮部,吏部這三個部門既無尚書,也無侍郎,更無主事,偌大的辦公場所只有公章,不見人影。

大理寺和都察院的情況更為凄慘,非但一個能用的人都沒有,連辦事兒用的公章也早就弄丟了。

出現這樣的情況,我想萬歷皇帝應該并不著急,而是很滿意。

因為這件事兒從頭到尾,都是皇帝一手策劃出來的對文臣們的報復。

你們不是要我聽話麼?你們不是干涉我治理國家麼?

你們不是要忤逆我的旨意麼?你們不是什麼都要由你們說了算麼?

好!現在我不上班了,大明由你們說了算了!

嗚呼哀哉,真是個可憐的萬歷皇帝,他居然只能用這種「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方式來發泄自己心中的不滿。

或許,這才是帝王的常態吧。

(帝王的孤獨)

人們總是把皇帝的生活想象得太過美好了,認為皇帝想要什麼就有什麼,想做什麼就可以干什麼,但實際上,皇帝的日子,通常是是由不得自己的,并且十分乏味和枯燥。

萬歷不上朝的三十年里,恐怕日子要比宮外的大臣們,還要難捱。

巍峨的皇宮看起來十分偉大,但本質上是十分單調的。

即便宮墻之上,有雕梁畫棟的圖案,以及其它各種浮華的裝飾,紫禁城也不過是同一種模式的重復。

春去秋來,宮女們把身上的皮襖換成綢子,再換成輕紗,再換成皮襖,又按季節和溫度的變化,把用以裝飾的花卉從房子中按順序取出,反正無非是那麼幾樣。

宮里數量龐大的仆人,他們落葉打掃,御溝疏通,和皇帝一樣,過著日復一日,日日相同的生活。

這一切的一切,都無法改變一個人精神世界的空虛和寂寥。

在按著既定的劇本而逐漸流逝的時光中,沒有驚心動魄,沒有神奇境遇,這種死氣沉沉的冷酷氣息籠罩著皇帝,終其一生,也不曾改變。

因為說到底,萬歷的廟號雖然叫做「神宗」,但他并不是神,他無法和這個世界抗衡,他也無法擊敗大臣們,他只不過是個普普通通,擁有血肉之軀的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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