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靡」向來不是什麼好詞，可偏偏曾有一個王朝以「奢靡」為標簽——那便是西晉，一個只享有國祚五十二年，卻成為歷代奢靡之典型的王朝。
一、門閥之巔與奢靡至極
作為將世家門閥制度發展至巔峰的時代，西晉在方方面面幾乎都可見世家門閥的影響。令人詬病的奢靡便是其中之一。
在西晉皇族的統治之下，以瑯琊王氏、陳郡謝氏等為代表的世家大族一面被賦予了極大的權力和極高的社會地位，一面也被限制在特定的社會等級之內，只能享有該等級應得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于是一大批世家子弟便陷入無所事事的枯燥生活——奢侈放蕩地行事便成為他們消磨時光的最佳選擇。
因而我們可見，西晉時的士大夫多是酗酒之人。不僅頗受敬重的「竹林七賢」里有劉伶和阮籍這兩位嗜酒如命之人，《世說新語》還很不客氣地記載那些酗酒的世家大族「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
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而如果說士人的酗酒還能用「文人風骨」去辯解，那世家大族們的揮霍和斗富就是板上釘釘的荒唐之舉。
當時權貴們的日常生活能有多奢靡呢？石崇在如廁時需有十余個身著華服的婢女備好各種香粉伺候。王濟食用的乳豬只用人乳來進行喂養。因為喜歡騎馬，他還曾用錢串圍繞裝飾整個馬場。
同時，石崇和王愷的斗富也是勞民傷財的典型。石崇「涂屋以椒」，王愷便「用赤石脂」；王愷為了讓自己的車比石崇的快，花重金收買石崇的仆人，而石崇便一口氣殺光了所有的涉事家仆；王愷有一株兩尺多高的珊瑚樹，石崇便尋來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樹……諷刺的是，王愷的珊瑚樹還是其外甥的晉武帝送給他的。作為帝王，晉武帝非但不禁止愈來愈盛的攀比之風，還親自卷入并添油加火，可謂是荒唐至極。
二、社會之病與奢靡之疾
若是在平時，我們大概會很難想象一群自恃風雅的人卻是滿身銅臭。但在西晉，九品中正制對文化和社會階層的固化又確實真真切切地改變了那些本該有其堅守的士人。
因為只要出身世家大族便會有官可作；因為只要沒有大過錯便會不斷晉升；因為出身不同等級門閥的子弟只能達到相應的高度……長此以往，「既定的命運」讓接受了最好的教育的士人們反倒喪失了最重要的斗志，糟糕的奢靡也就成為了他們的司空見慣。
同時，西晉所推行的品官占田蔭客制也在客觀上為世家大族的揮霍無度提供了經濟支持。
在此制度下，不僅這些世族直接占有的土地不必向朝廷納稅，他們所蔭蔽的食客或佃戶也不必納稅，而只需將一部分收入直接交給世族。加之手握職權的他們還能占有更多的非法土地或輕松隱瞞蔭蔽的人口，世族所「節省」下來的賦稅便又是一筆巨款。此外，還有學者提出西晉時出現了新興的「有閑階級」——至少在西晉，這一階級與門閥士族高度重合。不從事勞作而擁有財富，交往之人基本都只是同階級且大家都非常有空閑時間，一起玩樂攀比便很容易成為他們的一種生活習慣。
三、西晉之亡與奢靡之毒
毫不夸張地說，在西晉因奢靡而飽受詬病之時，無論是九品中正制、品官占田蔭客制，還是「有閑階級」，一個都不無辜。但最不無辜的，終究還是那群奢靡無盡的世族門閥。
因為追求淫樂奢侈生活的欲望永遠得不到滿足，掌握特權的世家大族自然不會放過一切機會搜刮社會財富。前有作為皇帝的晉武帝帶頭賣官鬻爵，后有王戎「積財聚錢，不知紀極」——實在是看不下去貴族對于搜刮錢財之狂熱的隱士魯褒甚至還寫下了《錢神論》，好讓后人也看看時人的丑態。
同時，統治階級的剝削與社會生產力的被破壞還形成了動搖西晉社會的根本悲劇。在中原，奴隸制度本早已被取締。但至西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和長久以來戰爭對生產力的摧折使得許多底層百姓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
即便早期晉武帝勵精圖治，使得社會生產有了一定的恢復，但更大的苦難還是迫使「賣妻鬻子」的普通人再度淪為事實上的奴隸。而倒退的生產制度也決定了西晉這一政權將不會擁有一個長久的未來。
雖說西晉最終亡于統治階級內亂和外族的入侵，但此前上層社會的奢靡顯然也是王朝覆滅的助推劑。況且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西晉的奢靡之風便更是讓其成為千年來的反面案例。以史為鑒，這或許就是如今我們還去了解西晉奢靡之風的最大意義了。
